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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: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

第十二章: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 (第1/2页)

第十二章:救杨复盆钓鱼城访神医
  
  刘惠恕
  
  且说黄义明攻克重庆城,处理完安民杂事后,便前往军营探望被计子善救下的杨复盆。但见其腿中镖已被取下,并用清水洗过伤口,但腿肿的像水桶一般。黄义明搭脉试诊,说道,此镖必然有毒,暂且用绳索暂扎住杨将军中箭处上方,以避免毒气攻心。当设法早日擒住女贼董琮英,其必有解药。计子善说道:擒贼事自当重视。但听说在重庆附近钓鱼城住有避世神医傅青主,何不重金请其下山探诊?黄文明说了一声好,便备下重金准备亲自去请傅青主,又叫计子善负责指挥军队抓捕董琼英及其余党。
  
  钓鱼城位置距距重庆城北约一百五十里路,地扼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之口,与重庆城有嘉陵江水路相连,自古有“巴蜀要津”之称。而钓鱼城在宋元之交是一个大大知名的地方,其所以知名,是因为此地原本无城,名“钓鱼山”,山位于嘉陵江南岸嘉陵江水绕弯处,南北均被嘉陵江环抱,其东有嘉陵江支流渠江流过,西有嘉陵江支流涪江流过。钓鱼山并不算高,最高处不足四百米,整个山顶东西长1596米,南北宽960米,总面积2.5万平方千米。但是钓鱼山的特点在于:整个山势呈东西部地势倾斜,台地层层,西南、西北角和中部山地隆起,形成薄刀岭、马鞍山、中岩等平顶山峦,谓之“三山耸峙,三江汇流”,山上又有大天池等水源,宜人居住,可谓山水相拥,易守难攻。
  
  而钓鱼山又有“钓鱼台”之称。原来根据上古传说:位于钓鱼城南山巅的平顶石岩上,至今留有上古巨人的足迹。时三江洪水泛滥,众多灾民逃往此山避难,山上没吃的。就在灾民濒临饿死之际,忽有巨人天降,在山巅巨石上手持长竿,从滔滔江水中钓出无数鱼虾以赈济灾民,成千上万灾民得以不死。人们为了感激巨神的救命之恩,又称此山作“钓鱼台”。因此南宋祝穆在其编地理总志《方舆胜览》卷六四“合州”条中写道:“钓鱼山,山南大石砥平,有巨人迹,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,山以是名。”
  
  那么钓鱼山怎么又叫成了“钓鱼城”呢?原来南宋末期,蒙古铁蹄南下,侵凌中原,原周边邻国金、西夏相继被蒙古灭亡,四川就成了南宋抗蒙最前线。而此前线之所以能成立,是因为蒙古军队长于骑兵作战,却不擅长水军作战,很难北渡长江天险,直接进攻南宋都城临安(今杭州),于是将其灭宋战略定格为:先攻占四川,再沿长江东下,进攻南宋都城临安,最终占领全中华。
  
  宋理宗淳祐二年(1242年),蒙古军南下四川,二陷成都,整个四川防线告急。宋理宗派抗蒙名将余玠赴四川,任四川安抚使兼重庆知府,主持当地军务。余玠到任后,发布了“集众思,广忠言”的布告,广泛征集抗蒙良策。而此时播州土司、世袭播州安抚使杨价去世,由其子杨文袭位,任播州第十五任土司与南宋播州安抚使。当时的播州,位于四川南端(今属贵州遵义市下辖区),世辖西南苗夷,与宋室关系密切,杨价与杨文父子同属南宋抗蒙名将。杨文袭位后,继父遗志,一方面在辖区继续推行其父所订立的“留心文治,建孔子庙,以励国民,民从其化”的政策;另一方面则认真研究已持续了十多年的西南抗蒙战局。他认为宋廷需要提防蒙军的“斡腹之谋”,亦即联合西蕃、云南与四川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,对南宋实行大迂回包抄、合谋攻宋的战略。据此,他向余玠提交了《保蜀三策》。其文曰:
  
  “近思利(州)、阆(州)之阎(里巷门户),节次经理三关,为久驻计,此为上策;于诸路险要去处,众口城筑,以为根底,此为中策;至于保一江以自守,敌去敌来,纵其所之,此为下策。”
  
  这段话今释,其意为:抵抗蒙军侵掠的上策,是在川北利州、阆州之门户地区,设立三关,抵前御敌;中策是在山形险要之地设立城池扼守;下策就是退到长江以南固守,放弃江北。
  
  余玠细审《保蜀三策》后,深表赞同,采纳了中策。此后,他根据播州人冉氏兄弟冉琎、冉璞的建议,以合川钓鱼山为中心,沿长江、嘉陵江两岸,共修建了二十余座山城,建构起一条以山城为据点、以江河为纽带的抗蒙防御体系,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山城,便建在钓鱼山上。既然要建山为城,就必须把原住山下平原的民众,从山下迁往山上来居住。久而久之,原先的钓鱼山也就被叫成了“钓鱼城”。
  
  鉴于钓鱼城之建,在中华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,以下仅随讲几句题外话。
  
  余玠新建立起来的这条以钓鱼城为中心的山城江河防线,在后来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军事作用,其具体展现为充分发挥出南宋步兵在山地作战的优势,遏制住了蒙古骑兵靠快速制敌的机动作战能力,整整抗击了三十六年蒙军侵掠战争,至南宋灭亡,蒙军始终未能攻占钓鱼城,此后播州土司降元,钓鱼城方被蒙军占领。钓鱼城在整个抗蒙战役中的作用,具体如下:
  
  宋理宗嘉熙年间(1237—1240年),蒙古军始占领云南,由大理出兵东进四川。杨文率播州雄威军五千人从泸定北出大雪山,于淳佑八年(1248年),抗击蒙古军于马鞍山(今四川甘洛马鞍山),三战三捷,活捉蒙将秃懑。宝佑年初(1253年),蒙古军进逼长江,播军与战于石洞峡(今重庆江北区铜锣峡),击退蒙古军。宝佑二年(1254年),蒙古军由乌蒙渡马湖入川,播军五千奉命阻击,九战九捷,并俘蒙将阿里等。蒙军不甘心入川作战屡战屡败,宝祐六年(1258年),大汗蒙哥亲率十万蒙军入蜀,围攻重庆屏障钓鱼城。此时的播军,分兵一部分与宋军一起坚守重庆并援助钓鱼城,另一部分则南下乌江,牵制涪陵一带的蒙古军。
  
  钓鱼城之战前夕,蒙哥曾经派使者前往招降,但是被守将王坚坚拒,并且斩杀蒙哥来使以示决心。蒙哥大怒,下令围城。又于次年分兵,同时进攻合州旧城(距钓鱼城西十里,时合州城治已迁入钓鱼城)及渠江流域的礼仪城、平梁城,又另派将领纽磷向忠州、涪州发动进攻。蒙哥的战略目的,是试图断绝嘉陵江下游宋军对钓鱼城的增援,孤立并分割钓鱼城。但是时至当年末(蒙哥汗八年、1258年年底),蒙军对钓鱼城周边地区的进攻,均被击退,蒙军在钓鱼城东南角石子山上对宋军水军发动的进攻亦被击败。
  
  蒙军于是改变战法,依靠战船,在嘉陵江登陆,从西北向对钓鱼城的主城门奇胜门发动猛攻,但依旧无法攻克钓鱼城。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在城下被守城士兵用石炮所发飞石击死,蒙哥大汗本人也被城上所发石炮炸成重伤,不治身死,蒙军被迫撤离。蒙哥死前遗言:日后攻下钓鱼城,当尽屠城中百姓。此后蒙军将领因陷于对可汗位置的争夺,无心征战,这使得南宋的国祚得以延续了二十年。
  
  历史上的钓鱼城之战也被人们称为合州之战,因为宋理宗淳祐三年(1243年),为抗击蒙兵,一度将原合州州治(位于钓鱼城西5公里)及石照县治迁于钓鱼城内,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(1283年),合州及石照县治始由钓鱼城回迁原址,属重庆府路管辖。
  
  仅就钓鱼城之战宋军获胜的原因,可归结为以下四点:
  
  一是钓鱼城的位置处于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环绕的中心处,锁死了三江水路,从而形成了川蜀重镇重庆府北面的重要屏障,使蒙军难以逾越,而在战时又能及时得到来自重庆府的水路和陆路双向支援。
  
  二是钓鱼城依山而建,城墙与山势崖壁相连,堵住了敌军上山之路。宋军沿陡峭山势层层设防,架设炮台、箭塔,能够予敌较大杀伤,从而取得居高临下的军事优势。
  
  三是钓鱼城构建巧妙,分设内城、外城两套防御系统,又利用城墙分割成多个独立防区,而城墙系用坚固条石构筑,杜绝了一点突破、全线崩溃的情况。此外,钓鱼城城墙一直延伸至嘉陵江边码头,宋军可以随时投入江面,依水道从侧背进攻攻城蒙军,以使攻城敌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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