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做报告
第二章 做报告 (第1/2页)并不是投稿就一定成功。
这一时期的初稿就像是写论文一样，在编辑的督促下，可能会有再版、再也不改版、绝对不改版……等等。
中篇小说是重灾区，字数不多不少，编辑会觉得你的商业性不够，或者是某个人物写的太坏，乃至于一些立意和主题有点偏离主流意识。
同志，改改吧。
他们会这么告诉你。
当然，如果你有点江湖地位后，以上的条条款款就不那么严格了，写点出格的不是不行。
甚至，某些作者合伙起来自创刊物，自说自话，这些在后世看来简直匪夷所思，但现在并不奇怪。
作者们自觉承担了时事关切和对“历史”的提问，认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本来就要没事儿找事儿，针砭时弊；另一方面，作家间的撕逼也是当下一大特色。
他们替大众表达声音，也替官方传达态度，是这个时代的流量巨星，热衷于表达。
《天若有情》小说手稿，成功寄出去了。
晚上八九点钟，天已经全黑，在离家不到十里的地方，余切遇见了自己的父亲余跃进和小妹余弦。
余切于是停下来，推着车走。
由于全家唯一的手电筒被拿走了，这俩是摸黑来的，怕他这位燕大生有闪失。
最近治安不太行，莫不要说万县这种地方，就算是外地大城市也不安全。
不瞒您说，余切买了条有荷包的内裤，等稿酬到了，他就把钱塞自己裤裆里，若是要掏大钱，他也从自己裆下摸钱。
这种内裤时下是很畅销的，不论男女。
小妹一见到他就问：“寄出去了吗？”
见余切点头，她又问，“华弟的结局就不能改吗？一定要让他死了，好好的就不行吗？”
“当然不行。”
他们聊的是《天若有情》的结局。
对于小女孩来说，她看到的是凄美的爱情故事，对于余切来说，他想要写的是一种社会现象：混黑不得好死。
如果改成小混混抱得美人归，那就成纯爽文了，立意简直是南辕北辙，他不写这种文。
余弦还在上高一，她相当伤心，并不能理解这一茬。
老父亲余跃进接过自行车，和余切商量，给孩子买票去京城的事情。
拿到了通知书，余切就要准备去京城报道了。
京城是好地方，八十年代，和小县城相比更是云泥之别。不过，在去京城之前，老父亲还希望余切办妥一件事情：
到余跃进工作的中学进行报告。
广大的职工、学生以及望子成龙的父母们，热切等待着大山里第一个燕大生的报告。
余切是这个年代的中产阶级家庭，他父亲余跃进在县内的中学做数学教师，母亲向晓兰在当地的生丝厂做一线女工。
夫妻俩的收入在这个城市可观，不然也不会供两个孩子读到高中。
尤其是小女儿余弦，在这一时期的家庭，愿意给女孩子读到高中的并不多。
余家俩孩子都是做题能手，但大儿子原本做题没这么厉害，这次竟超常发挥拿到了市状元，又读上了燕大，在余跃进的单位很是轰动。
至于作报告，那是很爽的，极其常见。
不仅余切要作大报告，他老子余跃进也有小报告要作，他妈向晓兰，他班主任……通通都有。
娱乐活动匮乏，大众喜欢听，报告人也喜欢讲。
“我还没做过报告，稿子有什么要求？”余切问。
“没什么要求，最多，你不要写的太低了，就是要体现出你燕大生的水平。”余跃进回答道。
“这简单。”
随即，余切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切入点：
寒门出贵子，考出我人生。
考到大城市，拱城里的白菜，在这个年代尚且属于务实的人生规划。
一个有良知的穿越者，应该鼓励身边内陆省份的朋友，背井离乡，去大城市闯荡，扎根下来，时代会狠狠回报他们的勇敢。
余切这么想，也这么做。
回到家，草草吃了几口饭，他写了一篇名为“时代在召唤”的报告稿。大概内容是“年轻人们，到城市去，到大城市去。”
情到深处，缝合了几句现代诗。
“铁轨铺展如无尽的追问/每一次心跳都是期盼/绿皮火车咣当作响/载着我穿越时光的河流/那城墙内藏着多少故事/让我在想象中游荡……有一片静默属于我/属于每一个渴望变革的灵魂……”
文中引用了后世很出名的一句鸡汤。
“当你背单词时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算数学时，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；当你晚自习时，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；但朋友，梦要你亲自实现，那些你觉得看不到的人和遇不到的风景都终将在你生命里出现……”
这篇报告，就成了。
鸡汤的效果非常不错，这年代的人很相信这一套。余切的妹妹余弦第二天早上看到哥哥留下的报告稿，起初是不在意的，一直读到最后，眼泪情不自禁的涌出来，说，“哥，你写的真好！写的真是好！”
“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表达，地球的极圈，阿拉斯加的鳕鱼，南太平洋的海鸥……怎么能联系起来的呢？真是太浪漫了。”
余切做报告的第一站在当地的县城中学。
“热烈庆祝我校燕大录取生余切回校报告！”
红底白字大横幅，罗列在学校六十年代修的苏式大礼堂顶上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曾来过历届当地的主要领导，疑似来过胡公，以及确切的，在十年后来过当时主办三峡工程的领导，他在这里路过和考察。
为此，附近的小学改名为鹏程小学。
而现在站着的人是余切。
万县曾是川东地区较发达的地区之一，教育基础不错，77年恢复高考以来，这里汇集了三区八县上千学生，年纪各异，有的学生才十三四岁，然而更多的，是比余切年纪还大的考生，他们是青年知识分子、工人、农民，以及曾被派往农村或工厂的知青，在动荡的年代里努力生存，又在新的时代里试图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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